在“大使馆夜谈”中 回顾习近平充满温暖和感动的越南之行

学者们普遍认为，各种形式的社会基本权利，都是期待国家要有积极的作为，来促使这些权利的实践。

在新中国的各部宪法中，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1954年《宪法》]和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1982年《宪法》]对人大制政体的规定要优于另外两部。虽有差异，但其共同点是，自第七届起，将每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常规会议固定为6次。

如前所论，此种认识不符合当代代议机关[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所肩负的多种职责。然而，后者常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五)修宪原意何以实施 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期，修宪原意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像经常工作的国会那样经常开会，方便人民管理国事。[37]周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期与议程研究》，《清华法学》2008年第5期。1982年2月27日，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胡乔木解释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时，就讨论稿中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条文说：划分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范围，使人大常委会享有仅次于人大的很广泛的权力。

这些表明，宪法不认为议会在少于40天的时间里可以称职地完成预算案的议决。汉密尔顿关于代议会期的论述提出了一个考虑代议会期长短的新理由，即节约政府经费。进入21世纪，学者们继续对环境权进行研究。

而行政法上的请求权，仅指向行政机关。环境利益由于与个人基本的生存权、健康权和自由权息息相关，所以更应该要得到司法的特别保护。[[4]] 20世纪90年代关于环境权研究的代表性文章有，李艳芳发表在《法律科学》1994年第6期的《环境权若干问题探究》，吕忠梅发表在《法学研究》1995年第6期的《论公民环境权》，陈泉生发表在《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的《环境权之辨析》，陈泉生发表在《法学评论》1999年第2期的《论环境权的救济》等。明确了各级政府的环境信息公开的义务。

对此，应遵循的原则是，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不予公开的情形，而且确实是申请人自身生产、生活和科研所需要的，一般应予公开。第一，尽量减少国家的消极环保行为。

自近代以来，普遍认为国家权力主要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及司法权。[[44]] 葛洪义：《法与实践理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有学者主张，在环境保护的诸多政治机构中，环境保护部门无疑应该承担主要的角色，其应该认真履行环境执法部门应然的地位。[[36]] 参见张震：《我国宪法文本中受教育义务的规范分析—兼议孟母堂事件》，《现代法学》2007年第3期，第23-24页。

环境权的保障及实现对国家的依赖程度远远大于传统自由权，甚至比兼具社会权和自由权双重属性但本质上属于社会权的受教育权[[36]]等权利也要强很多。可以说，90年代的环境权研究是国内环境权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比80年代的研究有所深化，又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和素材。同时权利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具有内在的勾连性，历史性与社会性是权利的最本质属性。[[50]] Robert Glicksman and Christopher H.Schroeder,EPA and the Courts : Twenty Years of Law and Politics,54 Law Contemp 249,273(1991). [[51]] [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页。

[[39]] 马燕、焦跃辉：《论环境知情权》，《当代法学》2003年第9期，第20页。[[17]] 在环境法上，大多数学者主张环境权具有请求权功能。

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竞争在当代日益加剧，而国家的竞争力和发展能力，对环境资源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大，因此，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各国普遍的共识及国策。[[34]]作为主观权利的社会基本权功能，仔细分析，可再区分为两大类即共享权功能和给付请求权功能。

由于环境问题的高度科技背景导致环境决策风险加大，环境行政面对多重利益冲突进行决策权衡，在不同利益主体积极参与下，使行政主体可以了解各方面的意见，理性地适用法律、做出决策。二战以后，许多西方国家通过重新制定或修改宪法来加强行政机关的权力。[[31]] 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从逻辑上讲，公民须在环境知情的基础上，请求国家进行环境保护。从这个意义讲，需要通过解释启动环境权的请求权功能。但是，由于环境污染具有长期性，而且危害性大，因此应在立法的民主性和效率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当环境问题足够严重的情形下，环境权主体可以请求立法机构积极进行立法。

文章原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4期，发表时有删改。[[26]]由此可以认为，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面向在主观化过程中，为尚未成熟乃至尚未出现的基本权利功能留下了发展的空间。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国政府近年来日益重视环境保护及治理。于2005年2月28日通过的《法国2004年环境宪章》第6条规定：在法律规定的条件和限制下，每一个人都有权获得由政府当局掌握的与环境相关的信息，并参加会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公共决定的制定。

[[46]]尽管结合第33条可以证成对环境权的保护，但是从国策条款到权利条款，须依赖于宪法解释的功能，因此国家对公民环境权尊重和保障义务的履行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修改后的环保法第6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

第8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大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财政投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1993年的《俄罗斯联邦宪法》第42条明确规定：每个人都有享有良好的环境和获得关于环境状况的信息的权利，都有要求因生态破坏导致其健康或财产受到损失而要求赔偿的权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二、环境请求权功能的理论基础 从逻辑上讲，研究宪法层面环境权的请求权功能，在明晰了概念及其意义之后，需要探寻其理论基础。

近些年来，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指导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成为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重要理论根据。拉伦兹发展了请求权概念，认为请求权功能除了表明实体法地位，也包括程序法功能。

环境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成为世界第三大问题。在《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单行法律法规中，对公众知情和公众参与也做了一些规定。

[[23]]公民针对其他公民侵害环境的防御包括劝诫、控告、举报、阻止等行为。所以从逻辑上看，环境权的防御权功能、请求权功能与受益权功能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逻辑链条，即被动防御、主动请求以及最终受益，被动防御和主动请求都指向最终受益，环境受益是环境权权利功能的最终功效，而被动防御和主动请求对公民的环境意识的要求不一样，具体的环境行为也不一样，是一个逐步拔高的过程，所以环境权的三个具体权利功能是具有逻辑顺序和内在关系的。

例如，据环保部统计，2013年全国重点监测的74个城市，只有3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我国政府也日益肯定环境权的概念。与该两者不同的是，环境权的请求权功能赋予公民主动要求国家保护环境的请求权。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行政法上的请求权是公民为了贯彻其公权利，而向行政机关提出的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要求。

（一）针对立法权的请求权 立法活动是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抽象后以整体的形式表达，实际上是对权利主体利益的一种概括承诺，属于利益的前置情形。[[27]] 郑磊：《民生问题的宪法权利之维》，《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79页。

[[48]]但是我国目前的宪法解释制度并不健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健全宪法解释的机制和程序，因此应该尽快制定有关宪法解释程序的法律。在欧盟的一些成员国当中，如德国、奥地利、英国等以专门的单行法形式对环境知情权作了规定。

（二）针对行政权的请求权 由于环境权及环境事务的复杂性、特殊性，以及从各国进行环境治理的经验上看，在环境请求权的国家权力指向中，行政权的作用是最为突出的。如美国国家政策法规定：联邦政府负有责任，采取所有一切可行，且与国家政策之其它基本考虑相一致之措施，改进并协调联邦之计划、职能、方案与资源，以达到环境保护之目的。